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敬爱的孙轶青会长

试论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构建

李文朝

  这本来是根据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的意见,为“全国第二十三届(西安)中华诗词研讨会”准备的一篇论文。

  就在本文成文定稿之际,我们敬爱的孙轶青会长于 2009年3月17日8点28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驾鹤仙逝。本文作者和郑伯农常务副会长、王德虎秘书长、李一信主任等领导在孙老辞世现场与孙老诀别送行。郑伯农常务副会长满怀悲痛地深情讲道:“把文朝这篇文章改为缅怀孙老的文章,和逝世的消息一起发表。”没想到这篇正常的学术论文,竟然承载了继承孙老遗志,整理传承孙老思想遗产的厚重责任。当然,我这篇小文也只能是引玉之砖,系统整理、总结孙老关于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思想,并使之传承光大,还任重道远。

  一、孙轶青是当代中华诗词事业的领军人

  中华诗词学会在“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指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1922年生,山东乐陵人,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一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是著名书法家、编辑家、诗词家,是中华诗词学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创建者之一,是当代中华诗词事业的领军人。”

  《颁奖词》还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他参与筹建中华诗词学会,九十年代以来,出任副会长、会长至今。二十年来,禅精竭虑,为中华诗词的复兴与发展奔走呼号,忘我工作,直至积劳成疾。他提出了中华诗词要‘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亲自主持制定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创作出版了高品位、高质量的《开创诗词新纪元》文集和《孙轶青诗词集》,为推动中华诗词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视个人名利淡如水,看诗词事业重如山。为表彰孙轶青对中华诗词事业的巨大贡献,经中华诗词学会二届五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授予‘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

  这段颁奖词,对孙轶青在当代中华诗词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精辟概括和恰切说明。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把“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建构”作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和诗词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提出来,可以说是见地特有、匠心独运,是非常适时的、必要的。现在,孙老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离我们而远行,会长办公会议的这一决定,更显现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

  二、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基础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建构,集中体现在他的重要文集《开创诗词新纪元》中。纵观他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虽然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但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坚实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换言之,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孙轶青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一步步成长为我国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对毛泽东诗词更是推崇备至。他在《走毛泽东诗词创作之路》一文中,首先充分肯定地转引臧克家的话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给传统诗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从中看出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博大渊深的胸怀,厚实的文学修养,高强的表现艺术。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他诗词中的那种民族气魄、民族风格与创新精神。”孙轶青还指出:“毛泽东诗词及其诗论还有多方面的优点和特色。他文化底蕴深厚,才智超人,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当代诗词创作中继承与创新、形式与内容、思想性与艺术性、普及与提高,以及如何发展、变革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毛泽东诗词及其诗论,沿着毛泽东开创的诗词创作道路,奋勇前进。”

  孙轶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衷心爱戴,对邓小平理论由衷拥护。在《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吗?》一文中,孙轶青直抒胸臆:“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使得传统诗词得以重新振兴。”在《缅怀老会长钱昌照》一文中,孙轶青强调:“中华诗词学会继承钱老的遗志,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贯彻执行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振兴诗词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继往开来,同心奋进,重振诗风》中,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共同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任何文艺工作,都不能脱离这个大框架。”

  孙轶青还把发展繁荣当代诗词,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高度,不断增强行动上的自觉性。他明确表示:“诗词是我们祖国优秀文化艺术,它一向居于先进文化的行列。”(《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吗?》)他多次引用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指导诗词事业发展。在《振兴传统诗词,促进精神文明》一文中,他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民族文化精粹,优秀高雅艺术,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要给予扶植和保护'。我相信,根据这个精神,只要我们创造出有利于传统诗词发展的条件,那么,空前繁荣的诗词创作时代必将来临。”

  党的十六大以后,孙轶青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当代中华诗词创作和诗词活动中。孙轶青在《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一文中指出:“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照亮了中华诗词振兴的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在《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一文中,孙轶青强调:“最近,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加重了我们中华诗词工作者的责任,也为诗词事业的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实践将会证明,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任务面前,中华诗词不仅责无旁贷,而且能够大有作为。”

  毋须过多地引证了,通读《开创诗词新纪元》一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建构,体现了党的文艺方针和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一脉相承。

  三、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实践依据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实践依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现实生活。

  在《诗词必须跟时代同步前进》一文中,孙轶青讲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诗词是一种载体,绝不是超越时空的抽象艺术。它必须反映时代的思想,体现时代的感情,采用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的韵律”,“传统诗词应当能够而且必须跟时代同步前进”。在《传统诗词与时代精神》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诗词与其他文艺形式一样,它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在《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一文中,孙轶青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改革开放更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新旧时代的区别,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劳动态度、相互关系,以及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必然产生着和存在着诸多差异。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得变。我们必须认清和重视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养成鲜明的时代意识,把适应时代特色,发扬时代精神,作为我们振兴传统诗词的重要依据。”

  在《走向大众与改革创新》一文中,孙轶青指出,“……大众,生活,是当代诗词改革、发展的源泉,当代诗词一旦脱离人民大众,脱离沸腾的生活,诗词创作便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困难境地。”他接着说:“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为诗词创作题材开阔了无限宽阔的新天地。社会主义事业,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入诗,行行都有可歌可泣可美可刺的人和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此广阔的创作领域,如此丰富的创作题材,如此沸腾的生活源泉,是当代诗词家的巨大幸运。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深入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用诗词创作为武器,去满腔热情地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经济建设,歌颂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使当代诗词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四、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学术渊源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学术渊源,是自《诗经》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承和自唐宋以来中华诗词的优秀传统。

  在《振兴传统诗词,促进精神文明》一文中,孙轶青指出:“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起,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直到清末,历代诗人承前启后,为时三千余年,创造出举世公认、无与伦比的灿烂的诗词艺术。”“传统诗词从以四言为主的《诗经》起,经骚体的《楚辞》发展到五言、七言。到了唐代,形成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至宋,又发展到词;到元,又出现了散曲。以诗、词、曲为主要体裁的传统诗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艺术奇迹。没有哪一种语言具有汉语这种独特的音乐美。所以,中国被公认为诗的国度。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继承并大力发扬。”

  在《充分发挥传统诗词的社会功能》一文中,孙轶青讲到:“三千多年来,传统诗词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治沿革、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传统美德、山川风光和各种成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和母体。我国六经以《诗》为首,……一部中国诗史,实际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心灵史和文化史。不研究中国诗史,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

  他广学博闻,在他的论文和讲话中,对古往今来的诗论和艺术思想之精华旁征博引,形成了自己关于当代中华诗词创作的学术源流。他在《我们的建议和希望》一文中说:“要引导广大诗词爱好者首先看重传统的继承,要在熟悉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正如元代书法家赵子昂所说,要‘善入善出,入以继承传统,出以自成面目。'”“格律诗词主要指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讲究平仄、对仗、粘对等。这是我们的先人根据中国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在长期诗歌艺术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论格律诗词的声韵改革》)“像这样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我们都必须认真地加以继承,绝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轻易否定或抹杀。”(《重振诗国,奋力前行》)

  即使在论述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时,他也能从古人的诗论、文论中找到依据。在《重振诗国,奋力前行》中,他引用道:“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清人赵翼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读杜诗》)。‘文必两汉,诗必盛唐'显然不符合诗文发展的规律……。”“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

  正是这种对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传袭的自觉性,增强了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坚定性。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把“如何清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诗词的消极影响,让诗词走出低谷,走向繁荣”,作为摆在第一位的难题,想方设法予以克服。他在《旧体诗词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吗?》等文章中,以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直面毛泽东同志关于“旧体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论述,提出了自己与时俱进的认识和理解,完整准确地领悟了毛泽东同志对待传统诗词客观辩证的态度。进而引出毛泽东同志振聋发聩的论断:“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重振诗国,奋力前行》)从而彻底打碎了多年来人们谈古诗词色变的“左”的“紧箍咒”,为中华诗词的复苏与振兴,扫清了思想障碍。

  五、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思想要义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思想要义,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打开孙轶青文集《开创诗词新纪元》,一股时代气息和改革新风扑面而来。收入这部文集的,是他从1991年5月至2005年11月关于中华诗词继承发展和改革创新的言论、讲话等,尽管这个时期他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但他的思想却远离暮气,充满朝气,远离僵化,充满活力。他始终站在时代思维的前沿,以与时俱进的昂扬锐气,引领中华诗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提出了“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的口号和“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得到中华诗词学会领导成员和诗词界广大同仁的一致赞同。这一方针,被写进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并作为他的巨大贡献之一,被写进了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

  孙轶青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是与旧时代有着本质区别的新的时代。新旧时代的不同决定了当代诗词必须具有不同于旧时代的新的特点。所以,中华诗词学会提出了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的口号和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毫无疑问,这样的口号和方针,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文化建设总方针完全一致,是正确的”。(《论走向大众》)。

  在《重振诗国,奋力前行》一文中,孙轶青强调:“从根本上说,诗词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必须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背离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即使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些有远见的诗人也提出诗词应当不断‘出新'”。

  在《健全领导,增强团结》一文中,孙轶青又说:“继承和发展传统诗词,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我们必须完成两个重大转变。理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当代诗词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具有我们时代的新的特点;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而且人民具有了必须走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转变与否,是当代诗词事业成败的关键。具体地说,如果不实行这种转变,让传统诗词永远停留在古代,即如某些人追求的所谓‘原汁原味',那势必同社会主义时代格格不入,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最终为我们新的时代所淘汰,为人民大众所摈弃。”

  在《继往开来,同心奋进,重振诗风》一文中,孙轶青进一步指出:“对于诗词创作来讲,继承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创作出反映新时代、反映人民新的思想感情的新诗词。”“诗词创新,首先是内容上的创新”。“要善于运用前人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前人所创造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的新内容。”“是否创造出优美而新颖的诗歌意象、意境,这应成为衡量诗歌艺术、包括格律诗是否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尺。”

  在《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一文中,孙轶青还讲到,要“认清时代特点,增强诗词改革的紧迫感与自觉性。”“中华诗词必须与时俱进,方不愧居于中国先进文化的行列。”在《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一文中,孙轶青进一步强调,“当代诗词创新的时代精神,应当从作品的题材、思想、情感、语言、声韵等方面加以体现。”“现在有些人的诗词创作仍以艰深古奥为荣,好像一明白晓畅就有失身份似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和糊涂观念。须知我们今天作诗,不是为了给古人看的,而是为了给今人看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看的,而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的。人民大众是否能懂,是否喜爱,是检验我们诗词创作水平高低和社会效益好坏的重要尺度。”

  在倡导声韵改革,提倡今韵的问题上,孙轶青讲得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知道,古人吟诗,大都用的是古时的今韵,而不是当时的古韵。诗词吟唱只有同当代语音相一致,才能充分体现诗词自身的音乐美,才能为亿万人民所喜爱。今人用今韵,应当是一条定理。”(《传统诗词与时代精神》)

  六、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文化品格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理论的文化品格,有两大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它客观辩证的科学性,一个是它和谐共荣的包容性。

  首先看客观辩证的科学性。孙轶青在《诗词必须跟时代同步前进》一文中指出:“近百年来,传统诗词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考验。我认为,就其实质来说,这是时代的冲击,时代的考验。在这种冲击和考验面前,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即一方面,要看到传统诗词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我们必须十分珍视和认真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传统诗词尚有落后于时代的某些弱点。即遭受冲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反对蔑视传统诗词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也反对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倾向。”“振兴和发展诗词,既不能否定传统,也不能墨守陈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继承传统诗词中一切积极的优秀的东西,使之发扬光大,一方面要勇于创新,对不适应时代要求的过时的东西加以改革和摒弃。”(《传统诗词与时代精神》)

  在《论格律诗词的声韵改革》一文中,他讲的既态度鲜明,又客观辩证。孙轶青说:“大力提倡今韵,推广今韵,但不废除古韵,允许用古韵进行创作”。“改革声韵,无论对格律诗词来说,或是对整个传统诗词来说,都是大势之所趋。”“在提倡今韵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允许古韵呢?这是因为,诗词是一种艺术,也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应实行创作自由的原则,尊重作者的自主权。”“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倡今知古”。

  他在许多篇什中,还就“继承与改革”、“普及与提高”、“雅与俗”、“尊重诗词特点及其合理的格律方面的要求与允许和鼓励有所突破、创造新体”等辩证关系,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与阐述。可以说,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再看和谐共荣的包容性。在《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一文中,孙轶青指出:“为了繁荣诗词创作,当代诗词更应当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们要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和双百方针。各诗体要共存共荣。诗词形式与内容,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自由创作原则,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并举。”“我们热爱传统诗词,为振兴传统诗词而奋斗,但决无门户之见。新体诗是传统诗词的兄弟姐妹,自应相互尊重、并肩前进。”(《我很赞赏生命进行曲》)

  在《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一文中,孙轶青还指出,“关于诗体,我们应坚持多种诗体并存。即无论古体、今体,无论律绝词曲,无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只要是诗,有读者喜爱,就都应加以欢迎,给以发表,真正做到百花齐放。”“一些诗人、词家在创造新诗体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

  总之,孙轶青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的理论建构,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华诗词从复苏到振兴二十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概括,是中华诗词学会历届领导和广大诗词界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诗词事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成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理论建构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孙轶青会长所献身的中华诗词事业,必将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更加繁荣发展,蓬勃向前!

  敬爱的孙轶青会长永垂不朽!